文艺批评 | 金理：历史流变与现代重构——现代名教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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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名教”本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金理老师《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一书以“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是现代人在具体表述中赋予“名教”的新内涵：名实不符等“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以及名教指向的一种“崇名”“名词拜物教”的消极思维方式为论述依据和起点。由此提出“现代名教批判”这一课题：揭示名教成因、危害；重点依据章太炎、鲁迅与胡风的思想和实践来探析其对现代名教的洞察、警示与反抗。

本文首先简述了“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自近现代以来，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语义被重新构造；其次考察清民之际名词膨胀的情形，这是诱发现代名教的重要成因。

本文原为金理著作《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中的第一章《现代名教的界定（上）》第一部分。转载自公众号“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特此感谢！

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

作者：金理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978-7-5598-2194-2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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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流变与现代重构：

现代名教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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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为“序论”：首先简述“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自近现代以来，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语义被重新构造；其次考察清民之际名词膨胀的情形，这是诱发现代名教的重要成因；第三通过胡适与鲁迅的意见来进入现代名教的具体所指：其危险、特征与表现形态，胡适与鲁迅的思想观念、学术取向、文学趣味大相径庭，但对名教问题皆有敏锐洞察，他们作为个案将在后文重点论述。

一、“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

与现代重构

1.先秦与魏晋关于名实、名教问题的讨论（略）

2.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与现代重构

查阅文献典籍与相关工具书可发现，“名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管子·山至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名教”在这里是指名声与教化。

“名教”一词得到普遍使用是在魏晋之后，在玄学语境中，代表儒家思想而与道家“自然”概念相对举。比如：“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晋书·阮瞻传》）。在一般语境中，“名教”是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总结从先秦至汉代伦理思想的结果，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伦理道德体系。自晋以后，“名教”一词内涵不断扩大、泛化，韦政通在《中国哲学辞典》中说，传统典籍在使用“名教”概念时，有时用其狭义——同于礼教；有时用其广义——同于儒教[1]，统括建立在“天人之际”古典宇宙观之上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秩序的正当性。

直到1914年，辜鸿铭仍充分肯定名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效。在他的理解中，儒学即名教——“孔子所创的以名分大义为主旨的国教” [2]。

有研究者指出，对“名教”内涵的理解须从名词与动词两义上来把握：“作为名词是指由儒家所倡导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礼仪节文及其制度规范；作为动词是指对社会各等级的人们所实行的安于自己名分和地位的教化。” [3]名教蕴含的实质正是围绕正名定分并以之为教化来建立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秩序。上文所述孔子“正名”思想——通过对“名”的地位、作用以及名实关系的种种界说、安排来导出理想的社会秩序——正是“名教”的思想渊源。

近代以降激烈批判名教，较为显著者是谭嗣同1896年撰写的《仁学》。根据其批判我们可以剖析出谭嗣同对名教的理解，基本上有三层意涵：（1），名教即封建纲常礼教，此项已毋庸多议。（2），《仁学》吸收了道、佛两家对分别名言、名相的否定思想，指出：“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本无实体，故易乱。名乱焉，而仁从之，是非名罪也，主张名者之罪也。”在这里，“名”是指一切外在的形式与分别，谭嗣同强调“仁”是不受“名”限制的精神信念或“心力”，如果“仁”受到了外在的形式与分别的束缚，就会变质。但不幸“名”在人世间布下天罗地网，所以谭嗣同主张“冲决罗网”。这里，“名”作为一种束缚或障碍，包括了一切外在的制度、习俗，当然也包括了理论、概念等。（3），“以名为教”的过程是以“本无实体”的“名”来压服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自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 [4] 上述谭嗣同对“名教”的理解，未必都是新见（中国历史上每逢社会大转变阶段，几乎都会关注名实问题），但是他明确地以“以名为教”来表述名教的实质并揭示其中可怕的命定论色彩对人实际生活与实践的压制，这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而这也正是下文即将展开的反抗名教的论述重点。

1908年，章太炎在《排满平议》中揭示“殉名”[5]的危害（此文对“夸大殉名之主义”的批驳——“凡所谓主义者，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学说所成，非冥心独念所成，正以见有其事，则以此主义对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设一主义，则等于浮沤；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义，则同于刍狗”——与后来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思路一致），“殉名”可以理解为以身殉名教。此处不妨参考以赛亚·伯林讨论赫尔岑时的措辞，“太多人渴求文字魔力”（即“符咒”），“将人类牺牲于文字”，于是，“社会真实单元所在的个人经常被作为牺牲而献祭于某个概括观念、某个集合名词、某块旗帜” [6]。此处“献祭”，正可指向“殉名”、为名教所吞噬。同一年在《四惑论》中又批判“以论理代实在”，这一句恰恰点出了名教的危险实质，即名教世界通过种种“大理”而派生出来的对实在的叙事、编织，反而取缔了实在本身。《四惑论》最直接的产生背景，“是对《新世纪》假借服膺于科学、顺应于进化、尊重惟物及信奉自然规则等等名义来否定同盟会纲领及群众实际斗争的愤懑”、“为了回击《新世纪》对《民报》和同盟会纲领的诋毁” [7]，遂有对《新世纪》诸人“时吐谲觚之语，以震荡人” [8] 的描画。“谲觚之语”正是指公理、进化、惟物、自然。“惑”既指这四者不证自明、“今人以为神圣不可干”的观念学说（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先生称其为“理念偶像”[9]），又被太炎用来形容深受“震荡”者面对“谲觚之语”时的心灵状态，这里没有饱含丰富生存体验的精神探索，而只是为“惑”所诱导，取消了独立思考与判断，转而精神涣散、个性沦丧，只在思维世界中留下空白的“跑马场”，供种种现代名教大行其是地加以填塞。而章太炎针锋相对地指出，当心思与学说之间没有发生必要的磨勘淬砺，学说就会沦为空洞的符号。而进化、惟物和自然等现代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人为建构，如果将人们有限的认识绝对化，用新的观念崇拜来桎梏人，就会造成精神枷锁与强迫机制。章太炎显然已经预感到了名教的实质、危害与名教运作机制中深藏的现代迷信与社会专制的认识论起源（详参第三章）。

冯友兰

1926年12月，冯友兰在《名教之分析》中说：“所谓名教，大概是指社会里的道德制度，与所谓礼教的意义差不多。”这仍然是上文分析的“名教”的基本义，但冯友兰同时指出：“在实践方面，概念在中国，却甚有势力。名教、名分，在中国有势力。名所指的就是概念。”进而将守节、殉夫这种中国历史上“不合理的事情”，归咎于“屈服于名、概念” [10]。两年后，胡适在《名教》一文中将冯友兰的意思理解为“‘名教’便是崇拜名词的宗教”，进而直截了当地说：“‘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11]这里对“名教”概念的理解、对名教危害产生因由的分析，完全已与本著论题相合。本著依据“现代名教”这一概念展开，如果对此不作出清晰而有效的界定，则整个论述都无从建立，但此处并不是凭空抽象出一个概念。本著的论述起点是“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与现代重构。“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西汉武帝时，将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教化。而近现代以降，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一方面接续了古代名教批判中所针对的命定论色彩；另一方面尤其是到了冯友兰和胡适这里，逐渐将“名教”表述为“崇拜名词的宗教”、“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更为清晰地显示“名教”概念被现代重构而加以使用的，是余英时先生所谓“新名教”的说法：“‘五四’时代彻底打垮了儒家的旧‘名教’，但一转身我们又心甘情愿地陷入新‘名教’，我们从中国传统的相对性的权威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但马上投身于绝对性的权威主义。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们迷信‘新名教’，‘革命’、‘进步’……都成了不容丝毫怀疑的‘名’。” [12] 按照汤用彤先生的解释，“名教”是一个沟通了名、儒、法三家、带有涵盖性的概念[13]，与此处的“名”相关联的语意包括名位、名分、名节、正名、与“实”相对……而胡适正是在与“实”相对的角度将“名教”中的“名”理解为名词、概念等符号，而淡化了其中封建纲常礼教的意味。由此对“名教”概念的理解、对名教危害产生因由的分析，对立“名”为教过程中的思维逻辑（用胡适的话说即“奴性逻辑”，即现代中国对名词、概念的空言与独断的俯首贴命，对人自由、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实践的一种压制）的揭示，正是本著的立论所据。

二、从“新语”到“名教”

清民之际新名词大量出现，体现出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变革。但是其中也潜藏着危险，自清末以来持续的名词膨胀正是诱发现代名教的重要成因。

梁启超：《变法通议》，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新词语生成、输入之盛

清季新词的大量出现始于制造局之译书，传教士和新式报刊也起了相当作用。以个人贡献而论，不得不提到梁启超。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指出“新出之事物日多，岂能悉假古字。故为今计，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 [14]。1899年，《汗漫录》以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来揭起“诗界革命”，其中“新语句”主要是指运用“欧洲语”“新名词”以体现“欧洲真精神真思想”。尽管后来出于对“革命”词义潜在威胁的恐惧，梁启超修正了“诗界革命”的批评标准[15]，但正是在他的倡导下，《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出现大量使用“新语句”——如“自由”、“民主”、“共和”、“平等”——的诗歌。或许梁在诗歌领域还略显保守，但是对于散文的态度则更放得开，下笔多嵌入新名词及外国语法，这正是“新文体”（人称“启超体”）的重要特色。1902年，《新民说·论进步》宣告：“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挐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 [16] 同年黄遵宪来信告诉梁启超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朝野上下对新名词趋之若鹜：“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摺，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 [17] 

 2.对新词语的拒斥

当然，晚清民初士人排斥新语者亦不乏其人。据冯天瑜先生考证：“西洋新语入华，自明末以降，已历三百年，然直至1896年以前，因力度有限，并未引起人们重视，……但1896年以后，随着日本新名词的成批涌入，使得视语文传统为命脉的士大夫阶层十分惊恐，遂起而抵制。” [23]

戊戌时期，叶德辉讥讽道：“更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 [24] 在他与王先谦等人共同制定的《湘省学约》中，也对《湘报》好用新词力加抨击。

江庸：《趋庭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张之洞是游学东瀛和广译东书的重要倡导者，但是当游学和译书的必然结果——新词语及其负载的新思想大举入华之际，张之洞却心生抵触，1903年底1904年初，在其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特列“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条，对外来词（尤其是日本名词）大加讨伐：“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艺载政之用……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掺杂。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 [25] 1905年12月，张之洞电告学政：“近时恶习，无论官私何种文字，率喜袭用外国名词，文体大乖，文既不存，道将安附？” [26] 张之洞态度之迎拒适足反映其心目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规划的限度，也表征了转型时代中士人的典型心态。耐人寻味的是，据江庸《趋庭随笔》记载，张之洞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决计利用职权抵制日本名词在中国的泛滥，“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此外，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的章程，张以为“检定”一词来自日本，欲更换而不得妥帖之语，犹豫再三，该章程终被搁置[27]。上引张之洞指摘“少年习气”所袭用的几例新名词，大多已成为今人的习惯用语，再加上他嫌而难弃的矛盾情形，反证明新语输入之不可阻挡。这也是我们下文讨论反对名教的前提之一，反对名教绝非如旧人物一般厌恶、抵抗新语汇。

1907年，林纾在《拊掌录》中的一段跋尾中表示：“老人英产，力存先英轨范，无取外国之名词，以杂其思想。此语固甚恰余怀也。……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词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亦亡之矣。”[28]

1915年9月，辜鸿铭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以谐谑的语调抨击道：“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29]

新名词频繁见诸报端、试卷、甚至奏折，引起各方责难。报刊媒体纷纷刊载批评言论以维系传统的文章秩序。《大公报》1903年3月1日、4月19日连续发表《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学魔》等文，批评“我中国今日有一种自诩文明者，不过多读几卷新译书籍，熟记许多日本名词，遂乃目空一切、下笔千言，袭西人之旧理论，作一己之新思想，以狡诈为知识之极点，以疏狂为行止之当然，以新学为口头禅，以大言为欺人术，自高其格曰吾文明也”。《申报》1906年6月30日发表《论文字之怪现象》、10月28日又发表《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指出“自新名词输人，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30]。不过，一方面是加以抨击，另一方面众多报刊又不得不使用新名词以表达新内容、吸引新读者。

有论者已从知识（类似“西学中源”的知识立场）、政治（惧怕与政治相关的新名词助推革命潮流蔓延）、文化（抗拒“东瀛文体”）等方面来总结晚清在接纳新名词、新概念时的障碍[31]，而出于民族主义与保存国粹的抵拒态度则尤为值得一提。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语言文字被视为“国粹”的当然组成，“合一种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处，领有其土地山川，演而为风俗民质，以成一社会。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其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翘异而为标致。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 [32]有人指责新名词输入导致国民精神堕落[33]，邓实更是以为“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是今之“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 [34]，黄节同样例举英俄灭印度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字，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 [35]。这其中章太炎的意见值得重视。“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 [36]，从捍卫“汉种语文”的角度，外来的新语实足警惕。但他在比较中西语文短长之后，认为“汉土所阙者在术语”，“欧洲所完者在术语” [37]；“中国文辞，素无论理”，强调“科学兴而界说严，凡夫名词字义，远因于古训，近创于己见者，此必使名实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纰缪” [38]。显然章太炎并不全然反对创制新语，清末民初，借创制定义精密、概念规范的新语来改变中国人“含混闪烁”的思维习惯，得到很多思想精英的认同（比如王国维、严复，稍后的鲁迅、周作人等）。对于“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的说法，章太炎以为“这自然是最要”， 他的特异之处在于“远因于古训”一条，即创制的方法“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 [39]。支持“增造新字”，但须得“深通小学”。这是否提醒我们：在适应新的“现代性”需要而与传统实现一定程度的“断裂”时，应该保持对部分传统（比如中式重要构词法等）适度的尊重，这或许成为现代转换的接引与契机。早在1890年，有着丰富翻译经验并且对西学东渐作出巨大贡献的传教士傅兰雅总结翻译过程中“创造专业术语的原则”，其中重要一条即是“新术语必须尽可能地与汉语的一般结构相一致” [40]。荀子曾鉴于战国时代“奇辞起，名实乱”的情形而瞩望“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语言的稳定性与变异性正是在“循于旧名”与“作于新名”的融合中并行不悖。

3.新语输入的合理与潜藏的危险

学人中不同时流而对新名词有理性态度者，首推王国维。1905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开宗明义肯定了新语入华：“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反映新器物的新名词，自明末以来不在少数，人们较易接受；但表征新思想的新名词，在“中体西用”占主导的格局中则每遭非议（如前文所例举），而王国维正是在思想与语言的关联中评价“新言语输入”的意义：“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 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 [41] 面对新词语“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泥古者唾弃之”当然不智，“好奇者滥用之”亦复无益，王国维的这番评议发人深省。

顺着王国维的思路，我们已可大致触摸到新语输入的必要性与意义、价值所在。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 [42] 词汇对于社会与文化、思想有着强烈的依附性与共变性（正是着眼于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共变”关系，陈寅恪才有“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43]的说法），尤其在转型时代，随着外来事物、思想的大规模入华，词语的“侵入”、新变与增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正如梁启超所谓“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 [44]。夏衍曾回顾中国语文史，发现“新字和新词增加得最多的”是如下三个时期：“首先是从汉魏到隋唐这一段时期，开通了西域，从印度传来了佛教文化”；“第二次外来语的大量‘侵入’中国，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戊戌事变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间”；“新名词和外来语大量进入中国语汇的‘第三次浪潮’是在十月革命前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直到八十年代” [45]。以上三个时期，无疑是思想活跃、文化发展、时代进步的时段。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

冯天瑜先生将新术语“在学术文化层面”的作用罗列为三点：“塑模并规限近代诸学科的发展。造就新文体，推动白话文运动。提供新思想的语文部件。” [46] 经过这一“语文部件”所搭建的传播平台，中国人将现代文明的成果部分地转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一般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正是那些看似在不经意间反复使用的表示新生事物与新思想的新名词，在社会实践中，既体现出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革，同时又艰难参与、推动了这一变革过程，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中国人的“自我感知框架”（frames of self-perception）[47]。

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概述以上这番情形——清季民初新语输入之盛，拒斥者的不明智，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理性态度以及新语输入的必要性——的意义在于说明：首先，自清末以来持续的名词爆炸确实是诱发现代名教的重要成因，这是胡适在1920年代揭起“名教”问题的背景；其次，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理性态度可以规范本文的议论范围，即下文论及反抗名教必须在语言学家陈原所谓“语汇学的辩证法”中具体展开。所谓“语汇学的辩证法”是指“语言的吸收功能和语言的污染现象”“互相矛盾而存在” [48]。一方面，“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它不怕同别的语言接触，它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它本来所没有，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它非有不可的语言”；另一方面，“当借词达到超饱和程度”，“滥用外来词”，就会引发“语言污染”[49]。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放下语文上的盲目排外与民族主义藩篱，对新名词采取迎受态度；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清末以来国人确如“久处灾区之民”，求新者的饥不择食中危险也暗中滋长，前引文中提及大规模输入新词所导致的曲解滥用、“仅据其名词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拾到一两个名词，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一回事，便立刻大惊小怪，煞有介事的闹起来” [50]、“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甚至心怀叵测之徒利用新名词兜售其奸[51]均非无稽之谈。新语入华的力倡者梁启超就有过这样的反省：

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52]

这正如严复总结的近代中国读书人面对新说的两种态度：“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 [53]上面这两方面规约着我们讨论名教批判的前提，还是借王国维的话说吧，面对着新词语“以混混之势而侵入”，首先与“泥古者唾弃之”划清界限，然后仔细考察“好奇者滥用之”所含藏的危险，而名教正是其中危险之一。

本文节选自金理著作《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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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韦政通：《中国哲学辞典》“名教”条目解说，大林出版社（台北）1981年6月。

[2]参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精神》第49~55页，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

[3]参见刘康德：《魏晋名教与自然论笺》，《孔子研究》1994年第2期；张造群：《名教源流的历史探讨和现代评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本节对名教概念流变的分析，主要参考了张文的论述。

[4]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299、348页，中华书局1981年1月。

[5]章太炎：《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四）第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

[6]参见以赛亚·伯林：《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俄国思想家》第106~110页，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社会真实单元”一句出于赫尔岑《彼岸书》，转自上引伯林一文。

[7]参见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第10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

[8]章太炎：《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原载《民报》第二二号，转引自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第105页。

[9]参见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213页，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10]参见冯友兰：《名教之分析》，原载《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1927年1月；引自《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11]胡适：《名教》，《胡适文存》（三）第46页，黄山书社1996年12月。

[12]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第205页，许纪霖、宋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

[13]汤用彤先生指出：“王者通天地之性，体万物之情，作为名教。建伦常，设百官，是谓名分。察人物彰其用，始于名目。以名教治天下，于是制定礼法以移风俗。礼者国家之名器，法者亦须本于综核名实之精神。”参见《读<人物志>》，《魏晋玄学论稿》第12页。

[14]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4页，中华书局1988年9月。

[15]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后期强调“风格”、“意境”而淡化“新语句”，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并对谭嗣同、夏曾佑等人“颇喜撏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不以为然。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9期，1903年4月11日。引自《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第376页。具体解说可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16]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1902年6月。

[17]黄遵宪：《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24期，1903年1月13日。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36、337页，张枏、王忍之编，三联书店1960年4月。

[18]叶德辉：《郋园书札·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叶德辉集》（1）第318页，学苑出版社2007年7月。

[19]李宝嘉：《南亭四话》，转引自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第5页，中华书局2004年10月。冯先生此书是研究近代以降新语生成与输入的代表著作，笔者在讨论新语这一部分中多次参考了冯先生的论述，特此说明并致谢。

[20]参见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中国词典公司1911年。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92页，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8月。

[21]皕海：《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之重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33页，张静庐编，中华书局1957年12月。

[22]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第1724页，中华书局2010年1月。

[23]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第510页。

[24]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叶德辉集》（1）第324页。

[25]转引自罗志田：《种界与学理：抵制东瀛文体与万国新语之争》，《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55、156页，三联书店2003年1月。

[26]胡钧：《张文襄公（之洞）年谱》第243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五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台北）1973年。

[27]江庸：《趋庭随笔》第7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九辑，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台北）1967年。

[28]林纾：《<拊掌录>跋尾》，《林纾文选》第39页，许桂亮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

[29]转引自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19页，三联书店1984年12月。

[30]以上诸条报刊材料，转引自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第294、295页，中华书局2010年2月。

[31]参见章清：《知识·政治·文化：晚清接纳“新概念”之多重屏障》，收入《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方维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下）第628~64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4月。

[32]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转引自罗志田：《种界与学理：抵制东瀛文体与万国新语之争》，《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45页。关于此段史实，罗先生讨论甚详。

[33]参见《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2期，1906年。

[34]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转引自罗志田：《种界与学理：抵制东瀛文体与万国新语之争》，《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45、146页。据沈国威整理，当时批评、反对借用日本新名词的人，其理由除开民族主义情绪之外，还包括：不雅驯（字无来历，无法在中国权威典籍中找到出处）、新旧中外杂糅破坏文体统一性、译词界说混乱。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第297~300页。

[35]黄节：《国粹学报序》，《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36]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章太炎全集》（四）第203页。

[37]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24号，第29页，1908年。

[38]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第242~244页，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11月。

[39]章太炎：《我的生平与办事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第7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

[40]转引自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第80页，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3月。

[41]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全集》（一）第12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

[42]萨丕尔：《语言论》第173页，陆卓元译、陆志韦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2月。

[43]当时沈兼士作《“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刊于《国学季刊》五卷三号，1935年），陈寅恪阅后大为赞赏，在两人的书信往还中，陈寅恪发为此叹。见《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71~173页，三联书店2001年6月。

[44]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1902年6月。

[45]夏衍：《也谈新名词和外来语》，《天南海北谈》第235~241页，花城出版社1992年8月。

[46]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第615页。

[47]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收入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4月。王先生在此文中对新名词成为塑造“自我感知框架”的资源有所提及。这个概念来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革命之后：新兴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命运》，《文化的解释》第284、285页，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11月。

[48]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第62页，三联书店1980年4月。

[49]参见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第49页；陈原：《社会语言学》第287~288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8月。本著将名教的形态之一描述为“名”脱离实际导致“名”自行膨胀、名实不符，如果仅着眼于新词语的生成及语言学角度考察，那么这正是一种“语言污染”现象：“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例如国土被占领、进行战争、或发生巨大的思想革命……等等——外来词（借词）会突然大量地渗入某一种民族语，而且大大地超过了这种语言所应吸收和所能吸收的正常程度，这时候，渗入的外来词（借词），有些确实是很必要的，有些是不太必要甚至完全不必要的，这就产生了滥用外来词，由此引起了语言污染”（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第49页），“当借词达到超饱和程度（即超过了必要的程度），语言就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污染（语言污染不限于借词），这时就需要净化”（陈原：《社会语言学》第288页）。在近代以降持续的名词爆炸过程中，亦不乏有识之士以审核、厘定术语的方式作出“净化”的努力。早在1848年，徐继畬就在《瀛环志略》的“凡例”中提出译名的统一问题，此后傅兰雅与徐寿等合作编制的《金石中西名目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等作出了统一科技术语的实绩。20世纪之后，严复、梁启超、赵元任、朱自清、郑振铎等都从事过审定名词的工作（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第612~615页）。以严复为例，他多次强调“科学名词，函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科学入手，第一层功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繁赘”（参见《严复集》（5）第1290、1247页，王栻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1月）。这些“正名”的努力都对遏制名词无限制繁冗有所助益。当然，本著的主要论述并不是语言学方向的。

[50]袁中一：《三一八惨案之分析》，原载《清华周刊》第24卷第6号，1926年4月2日。转引自《三一八运动资料》，孙敦恒、闻海选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51]《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1904年12月31日。

[5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0页，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

[53]严复致熊纯如（1916年9月20日），《严复集》（3）第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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